這一段時間，趙衛東就帶著葉倩茹和溫妍，在周遊世界，世界七大洲，他們走了六大洲，基本上最好的風景都去過了，當然還有很多很美的風景，不能一一遊覽。
因為已經不知不覺一個多月，已經過去了。
自己有專機，真是太方便了，否則也不可能在短短的一個多月，就能把全世界最著名的景點，都玩了一遍。
現在已經是八月下旬，馬上就到了開學的時間了。
葉倩茹和溫妍就要趕回去上學了。
她們可沒有趙衛東的特權，可以自由安排上課時間。
所以，她們必需趕回去了。
把葉倩茹和溫妍送走後，趙衛東也就安下心來，考慮深港特區的佈局問題了。
他前幾天就知道，自己的老爸已經到深港任職了。
職位還是市長，沒有變動，聽岳父葉軍豪介紹，老爸的任職也不是一帆風順的，中間還有不小的爭議，做為保守派，當然願意趙國鈞去深港，這是一個風險很大的職位。
保守派心想，把趙國鈞放到深港。
就等於讓改革派廢掉一位能幹的大將，何樂而不為。
他們就都同意了。
反而是改革派陣營有很多的領導不同意，因為從這幾年趙國鈞的發展勢頭非常好，已經成為改革開放的一面旗幟。
如果培養得好，將來一定是改革開放陣營的中堅力量。
如果到深港風險太大。
他們很清楚，經濟特區主要是一塊試驗田。
是把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引進國內，試試看資本主義的經濟方式，對社會主義國家，是不是有作用。
當然，目前國家的外匯特別稀缺。
想透過特區引進外資，產品外銷，為國家創匯。
不管特區建設的成績大小，都是在突破界線，搞資本主義那一套，很容易被人垢病，多數人的前途會變得暗淡。
所以，改革派的領導多數都不支援。
後來葉軍豪提出，特區改革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全國改革開放的程序。
如果能讓趙國鈞到深港，主持經濟建設工作。
那麼經濟特區的改革，成功的可能性會大得多。
經過再三的說服，改革派陣營中的不少領導，還是持保留意見，但總算是透過了。
葉軍豪這才鬆了一口氣。
在趙國鈞到深港任職才一週多，國家就發出通知，全國人大批准設立四個經濟特區。
當然，在沒有批准之前，就已經做了很多的前期工作。
在1977年11月11-20日，首長復出後首站到廣東視察。
當廣南省委領導彙報一些邊境地區的農民，外逃出港問題十分突出時。
首長說：“看來最大的問題是政策問題。”
“政策對不對頭，是個關鍵。”
“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此事不是部隊能夠管得了的”。
首長指出：“你們的問題相當集中，比較明確，要寫個報告給中央，把問題分析一下，什麼是自己要解決的，什麼是需要外省和中央解決的，看來中心的問題還是政策問題。”
這為此後提出創辦經濟特區埋下了伏筆。
1978年4月10日—5月6日，受國家委派，國家計委和外經貿部組織考察組，對港澳實地調研。
考察組回京後向中央提交《港澳經濟考察報告》，提出：
可借鑑港澳的經驗，把靠近港澳的廣南的龍華、明海劃為出口基地，力爭經過三五年努力，在內地建設具有相當水平的對外生產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遊覽區。
1978年4月19日。
首長在出席政局會議討論《今後八年發展對外貿易，增加外匯收入的規劃要點》時指出：“廣南搞出口基地，要進口飼料，應該支援，試一試也好嘛。”
1978年12月23日。
廣南省革委會向國家報送《關於龍華、明海兩縣外貿基地和市政建設規劃設想的報告》，指出：
“在三、五年內把龍華、明海兩縣建設成為具有相當水平的工農業結合的出口商品生產基地，成為吸收港澳遊客的旅遊區，成為新型的邊防城市。”
1979年2月14日，國家批覆廣南省報告。
原則上同意關於龍華、明海兩縣外貿基地的規劃設想。
1979年1月6日，廣南省革委會和交通部聯合。
向李副總理、國家上報《關於我駐香港招商局在廣南龍華縣建立工業區的報告》，提出：由香港招商局在廣南龍華縣境內臨近香港地區的地方即龍口公社設立工業區。
1979年1月13日，廣南省革委會向國家請示。
提出將龍華縣改為深港市，明海縣改為明海市，屬省轄市建制，3月5日，國家批覆廣南省革委會報告，批准龍華、明海撤縣設市。
1979年1月17日。
首長在同工商界領導人談話時提出:
“可以利用外國的資金和技術，華僑、華裔也可以回來辦工廠，吸收外資可以採取補償貿易的辦法，也可以搞合營，先選擇資金週轉快的行業做起。”
同月，首長還在國家辦公廳編印的《來信摘報》上一份關於香港廠商要求到廣州開設工廠的來信上批示：
“這件事，我看廣東可以放手幹。”
1979年1月31日。
國家領導人聽取交通部關於招商局籌建龍口工業區彙報。
最後在檔案中批示：“擬同意。請＊＊同志召集有關同志議一下，就照此辦理。”
1979年2月，廣南省委第三書記＊＊＊到汕頭傳達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會議精神，產生了在汕頭舉辦出口加工區的設想。
他透過電報向時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二書記作了彙報。
3月3日，廣南省委召開常委會，第三書記提出：三中全會的精神是解放思想，我提議廣南應當拿出一個地方對外開放，最好從源頭開始，可以在源頭建一個像臺灣搞的那樣的出口加工區。
省委第一書記當即表示：
要搞，全省都搞，除了重要僑鄉源頭外，毗鄰香港澳門的龍華、明海也可以同時搞。
他要求先拿出個意見，4月他到北京參加會議時，帶去上報國家。
1979年3月29日。
首長在會見港督麥理浩談到內地偷渡香港的情況時指出：“現在應該採取兩個途徑解決：一方面採取一些措施，減少一些人進入香港，減輕香港的壓力；另一方面，香港要鼓勵私人資金來廣東進行投資，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
“從長遠來看，隨著我們經濟的發展，這個問題能夠逐步得到解決。”
1979年5月11日—6月5日。
中央根據首長的意見。
派國家領導人帶領工作組到廣南、建閩考察，指導兩省起草向國家的請示報告。
6月6日、6月9日，廣南、建閩省委分別向國家上報《關於發揮廣南優勢條件，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經濟發展的報告》和《關於利用僑資、外資、發展對外貿易，加速建閩社會主義建設的請示報告》，正式提出了實行新體制和在四地試辦“出口特區”。
7月15日，國家批轉廣南省委、建閩省委關於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兩個報告，決定在四地試辦特區。
至此，國家正式作出了關於試辦特區的重大決策。
1979年8月23日，正式組建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和國家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由副總理＊＊同志擔任“兩委”主任，具體負責中國對外開放和試辦特區的工作。
1979年9月25—28日十一屆四中全會。
會議期間，首長對廣南辦特區問題作重要指示，要求廣南省委放手搞，加緊搞。
要寬一些，快一些，小手小腳沒辦法搞。
1980年3月24—30日，國家採納廣南省的建議，將“出口特區”名稱改為內涵更加豐富的“經濟特區”。
1980年8月26日。
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5次會議決定：批准在四地設定經濟特區，至此，完成經濟特區設立的決策和立法程式，標誌著中國經濟特區的正式誕生。
現在是特區建設的最艱難時期。
趙衛東知道需要儘早安排，他才算儘快聯絡老爸，讓他儘快組織相關部門，到香港招商引資。
他選擇了晚上十點的時間，聯絡老爸。
現在趙衛東只能夠往深港市打電話了，他很快就聯絡上老爸了。
“喂，是老爸嗎？”
趙衛東聽到對方接電話就急忙先問道。
“哦，是衛東啊，這麼遲掛電話來，有什麼急事嗎？”
趙國鈞沉穩的說道。
“老爸，你到深港有些時間了吧？”
趙衛東關心的問道。
“嗯，有十一天了，沒過來真是不知道，一個地級市，工作條件竟然如此艱苦，連一個辦公地點都沒有。”
趙國鈞非常有感觸的說道。
說實話，趙國鈞工作了一輩子，還是第一次碰到，如此條件差的地方，辦公沒有辦公的地方，住沒有住的地方，交通也極不方便，特別是沒有錢，沒有經費。
而且是新設立的地級市，人口少、基礎設施差、底子薄。
在現有的條件下，要建設和發展經濟特區。
可謂是千難萬難。
事實上，前世的深港特區，在開辦的十年內，特區政府的一班人，費盡了千辛萬苦，跟無數的外商談判，招商引資十年總計才27億美元，平均每個合同才引進外資43萬美元。
由此可見，幹得有多難。
趙國鈞一到深港就感受到了，特區幹部特別的不容易。
就是有6000萬的貸款，還有上千萬的財政資金。
如果是對於一個小縣來說，也算不少的錢，但是想要建設一個現代的城市，那根本是杯水車薪，跟本起不了什麼作用。
面對如此嚴峻的局面。
趙國鈞也是巧戶難為無米之炊。
自己還好有個非常能幹的兒子，有他的支援幫助，趙國鈞相信自己在深港，一定能幹個風聲水起。
趙衛東在好多年前，就能一次性給國家無償捐助十億美元。
那他現在肯定有能力支援三五十億美元。